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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博体育网【国际观察】金融创新如何促进国际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12-02 06:51

  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共存的背景下,金融发展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市场中,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金融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甚至是相互制约的。二者互相影响,成为经济发展的热门话题。目前,万博体育网部分国家的金融发展尚处于抑制阶段,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市场经济也会不断发展。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已经密切到前者发展越快后者进步越快,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对于金融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教授告诉《经济》记者:“没有国际货币的变化和推动,国际经济贸易就不会开展起来,这种渊源需要回顾金本位制时期以及以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并且成功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大航海时代”(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之一,也称“地理大发现”)。大航海带来两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商业革命和欧洲的价格革命。

  地理大发现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他们开始以全球财富的眼光看待本国财富的增长,认识到全球财富是一个常量,而一个国家占有的全球财富的份额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强弱,推动了以积累本国金银贵金属为目标的重商主义的发展。各国增加商品出口,争取金银回流,进而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因此,国际商品流通的数量和种类也不断增加。可以说,商业革命不仅影响了欧洲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也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美洲金银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欧洲的货币供应量,引发了这一地区的价格革命。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使市场上的货币流通大大增加了,超过了商品交换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引发了金银贬值和通货膨胀,促使收入在欧洲不同阶级之间进行再分配:商品生产者日益富裕;封建主日渐入不敷出;工薪阶层的劳动者越来越贫困。

  1848年,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巨大金矿,消息很快在全世界传开,引来世界各地大约30万的淘金者。这一时期,很多欧洲人直接移民到北美。金矿加上移民,人口大量流动的事实促进了北美铁路的修建,为日后美国的强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城市叫‘旧金山’,这是有原因的,因为1951年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发现了新的金矿,墨尔本也因此被称为‘新金山’。两次金矿的发现,为欧洲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资本主义得以蓬勃发展,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步,新技术和新发明层出不穷,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贾晋京这样分析。

  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使产业分工更加精细,为基础设施、轻工业和采矿业带来进步空间。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量显著上升,贸易中的商品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品占比明显增长;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支付方式也有了进步,凭样品交易、期货交易以及信贷、汇票和票据等新的贸易支付手段开始出现;专业化的国际贸易组织逐步建立起来。

  1881年,南非的德兰瓦士发现了超级金矿。随后几年,各式各样的矿业公司在当地组建起来。新金矿的发现又一次在刺激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股票交易所也成为当地最热门的商业场所。

  黄金的不断发现,让资本争夺日益激烈。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发生了11次贸易争端,被称为“黄金战争”;争端的核心在于,双方的黄金应该储存在哪里。1973年,美国甚至关闭了黄金和美元之间的兑换窗口,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可见当时贸易摩擦程度之深。

  金本位制结束后,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信用货币(Credit Money)由国家法律强制规定,强制流通且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独立发挥货币职能。信用货币是由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当今世界各国几乎全部采用这一货币形态。

  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与经济活动的互动方式发生变化。一些基础的工业原材料开始期货化,比如石油,它的期货化是1978年以后才出现的。如若不是信用货币的到来,上述改变难以出现。不仅是国际贸易,金融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国际关系,比如中东局势。石油期货化以后,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才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湾合作委员会”),以此抱团取暖。

  “金融发展与国际经济贸易最核心的关系体现在定价权上。”贾晋京这样对《经济》记者强调。简而言之,定价权就是一个国家的商品和资产,放在国际市场中应该价值几何。

  近期社交网站上流行一个帖子,说的就是定价权问题。其大意如下:日本人认为,无论是购物还是吃饭,中国人都很奢侈,购物的数量和吃饭的总量,总是比日本人多一些;日本人吃饭,比如龙虾,可能只会买半只,但中国人单人买一只龙虾的情况并不少见;可是实际上,中国人均收入只有日本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为什么呢?其实并非国人奢侈,只是同样的商品价格不同。放眼国际市场,中国处于一个定价洼地,商品价格定得比较低。

  在整个国际货币流通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决定了一个国家金融资产的定价。以商品房为例。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房子真实发生了交易,绝大部分房子并没有。这一小部分参与交易的商品房会为全部房子定下价格。一旦其他尚未参与交易的房子需要估价,比如在抵押环节,该房产的价格便由之前参与交易的房产的价格来决定。

  国际金融体系亦如此。纳入国际金融交易的资产会给全球金融资产定价,自然也会给中国的金融资产定价,在这个过程,中国的资产被定位到比较低的价格。

  从另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中国人口总量大概是美国的4倍,然而美国餐饮业的GDP是中国餐饮业GDP的6倍。人和人之间饭量的可比性非常明显,餐饮业并不涉及出口,只是内部消耗。这说明,至少在餐饮业,美国物价定价高出中国很多。因此,就算中国的经济活动总量比较多,但定价低,总价值还是会比较低。

  因此,依靠金融创新提升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该国金融资产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有助于提升该国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而金融和贸易之于国际市场,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有的贸易环流和赤字,万博体育网,一定是与金融互相实现的。贸易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为什么有些国家对美元的需求量这么大?因为贸易顺差造就商品美元,而对美国国债和金融产品的投资,又构成了对美债和美元的持有。对于美国而言,他们是用贸易逆差换来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别的国家输出的是产品,美国输出的是美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张茉楠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国际贸易原本就是不同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商品、劳务相互交换的经济活动,反映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证明了每个国家的国际分工、产业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关联性。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主题都是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中的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阻碍该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阻碍其贸易的进步。

  与金融创新相对应的是金融抑制,即一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金融管制措施较多,压制经济成长。

  “一定程度上,金融抑制会影响国际贸易的结果和国际贸易的模式,甚至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政策的出现。”张茉楠分析说。

  金融抑制下的市场经济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等贸易不协调问题。当金融抑制出现时,会出现很多不利于行业发展的限制性条件,进而导致银行收益减少,物价上涨,影响国际贸易结构的改变。面对金融抑制,不同国家会采取针对性措施,对金融资源进行分配,比如补贴性贷款。补贴性贷款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特定的企业贷款,实现银行利率的增长,达到对金融业的经济补贴,以此实现国际贸易模式的调整和转变。然而,该政策将会把储蓄引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方向,造成资源浪费甚至导致国家失去生产优势。

  金融抑制也会令通货膨胀率与国内物价上涨,造成经济不稳定等现象,最终导致外汇风险增加,阻碍贸易发展。而为了减轻国际贸易参与者的风险,提高经济效率,政府会因此采取措施保护本国投资者与经营者。此时,贸易保护政策就容易出现。

  “金融创新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比较明显。金融衍生品的增多,有利于帮助企业多途径吸引资金,对冲风险,促进资金链的运转。比如中国某家手机生产商,大量出口手机到印度,但现在印度货币在贬值,上述生产商需要做外汇风险对冲,就需要使用到外汇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本来就是创新的结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何丽芬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与此同时,何丽芬也提醒记者,在有些情况下,金融创新的目的可能是逃避监管,此时,它对实体经济就是无益的。“不过,创新本身的含义和外延是非常广泛的,监管层需要谨慎对待。”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梁海明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则指出,放眼全球,与传统的金融创新产品比较,绿色金融创新尤其值得关注。

  “绿色金融是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环境因素,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绿色金融创新如果做得好,可以开拓绿色贸易市场,开发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为世界贸易带来新的生力军。”梁海明这样分析。

  他指出,通俗地说,金融就是“用1块钱做10块钱的事情”,金融产品出现之后,创新随之而来,风险也随之而来。“所以,金融创新要控制一个度,只有1块钱,做10块钱的事情风险很大、可能失控的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做3块钱的事情更加安全可靠。在这个基础上,创新为贸易或者实体经济带来的好处也更稳妥。”

  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企业发展需要资金,这些资金可以从银行、交易所等机构获得;一旦企业成功融资,就可以用来投资获取利润,利润中的一部分可以储存到银行,继续为之后的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只不过从实际操作看,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并没有理论期待的那么完美。由于金融资本速动比率(即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较高,很多时候,资本更倾向在金融领域利滚利,而非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

  “这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企业和银行是一样的,都想着赢利,赚快钱。整体看,还是钱生钱快,比如购买股票和期货或购买理财产品。因此,大多数情况下,除非企业非常有前途,否则贷款很不容易。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企业不愿意付出很高的利息,利息越高,自己的利润就越少。每个经济环节的参与者都想要给自己找好处,各国均如此,大家也都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如果有一个环节愿意放弃利益,情况或许好一些,但这基本不可能。”梁海明如此强调。

  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执行董事张之骧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也表示,2008年以后,各国央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上走得太远,就算近两年有所收敛,利率仍普遍处于低位。

  “推动实体经济,不仅是贷款的问题。回报率很低,大家不愿将闲钱存进银行,因为利息生长的速度可能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此外,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其他问题,比如公司债和家庭债的迅速增长。”张之骧这样说。

  巨大的债务货币不断滞留在金融体系,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偏离程度,而且会使虚拟经济先于实体经济发生扭曲,改变经济的整体运行周期。截至2018年4月份,全球债务水平高达320万亿美元,超过2017年的237万亿美元,增速令人咂舌。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的背景下,债务的持续增长已经构成了巨大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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